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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对书法高超的叶向高了解多少?

2011-01-03 15:01:05 本文行家:我与洛可可

叶向高,字进卿,号台山,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 (公元1559年),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,福建福清人。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

叶向高(1559-1627)字进卿,号台山,晚年自号福庐山人。福建福州府福清县人。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(1559),卒于明熹宗天启七年(1627)。明朝政治人物,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任首辅。

生平简介


  父亲叶朝荣官至养利知州。叶向高于神宗万历十一年(1583)中进士,授庶吉士,进编修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授南京国子监司业,后被召为左庶子,充皇长子侍班官。不久,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,后改任吏部右侍郎。“妖书《续忧危蛇议》”一案兴起后,他上书首辅沈一贯,力请不要株连无辜,引起沈一贯的不满,因此受沈抑制,以致他九年未得升迁。

   沈一贯罢职后,万历三十五年(1607)五月,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,成为宰辅。次年,首辅朱赓病死,他升为首辅,有人称之为“独相”。

   当时,神宗已久不视朝,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,居家不理政,内阁中仅剩叶向高一人。面对朝政混乱,党派之争愈演愈烈。他力奏增加阁臣,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,前后上奏达百余次。叶本人是东林党元老,但为官多年,行事力求稳妥,和浙党也能相安。因此他也几次调解党派纷争。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,他的调停也难见成效。经过多次的调停失败,叶向高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,便坚决请求辞官,于万历四十二年(1614)八月晋少师兼太子太师,致仕。光宗泰昌元年(1620),家居六年后的叶向高被召为首辅,但未等他有所作为,光宗就病死了。

   熹宗天启元年(1621)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,第三次担任首辅。熹宗幼年登基,受其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操纵。魏忠贤执掌司礼监,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,兴风作浪,先后将吏部尚书周嘉谟、大学士刘一燎等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。叶向高为人光明磊落,扶植贤良,极尽所能地保护了帅众、陈良训、熊廷弼等一批朝臣幸免于难。天启四年,魏忠贤势力强盛,开始大杀东林党人,凡朝中正直之士,都被加上东林党的罪名,或流放、或杀害。魏忠贤的党徒王绍徽还编制了黑名单称《东林点将录》。叶向高因是朝中清流的代表,被列为东林党首魁。叶向高眼见黑云压城,自己又独木难支,遂于同年七月致仕。

   天启七年(1627),熹宗去世,叶向高亦于同年病逝,享年69岁,葬闽侯县台岭。思宗(崇祯帝)即位,在诛杀了魏忠贤后,追赠他为太师,赐谥号为文忠。叶向高长子叶成学,曾任尚宝司丞。

   叶向高崇道信佛,但也礼遇西方来华的传教士,与利玛窦和艾儒略颇有交情,利玛窦去世后叶向高力请朝廷赐葬其于北京。

文学成就

  著作颇丰,有《纶扉奏草》30卷,《续纶扉奏草》14卷,《光宗实录》8卷,《蘧编》20卷,《纶扉奏草》10卷,《后纶扉奏草》10卷,《苍霞草》20卷,《苍霞续草》22卷,《苍霞余草》14卷,《苍霞诗草》8卷,《说类》60卷,《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》14卷,《玉堂纲鉴》72卷,《福清县志》4卷,《宫词》4卷,《福庐灵岩志》3卷。今福州朱紫坊有叶向高故居。

作品特点

  叶向高工书法,于草书尤有专精,《福建通志》有传。     这里所刊叶向高作品为一草书五言条幅(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馆藏)。此作有放达洒脱之貌,法度森严入神,有董其昌书法柔遒之妙,笔法干净利落,无拖泥带水之弊,其中锋用笔,一顿一挫,能取能舍,并用笔多取缓势,但筋骨内含,其笔法有绵里裹针之妙,堪称佳作。此外,此作结体章法皆佳,妙在能起伏相承,笔法气脉贯通,且用笔万毫齐力,痛快沉着,有条不紊,能于平实不失灵动之中,见出精神抖擞之态;故愈看愈觉品格清高、愈看愈觉得洒脱烂漫中有苍劲之风致。
笔取缓势
  在书法书写中,用笔取缓势有两个功能,其一是以缓势作书,可以从容运笔,令笔法的提按、顿挫、绞转自然而生动,不致使笔法骤起骤落出现野俗之态;其二是从容运笔,可以令行笔婉转多变化,写出含蓄灵动、尽其笔法的变化精微,使写出的字态静中蕴动。在这方面,叶向高的书法可以说是最得书法书写缓势之妙的——因为,我们从他的书法作品分析,知道他虽然是以缓势作书的,但实际上,他的书法看上去仍然有风卷云霞、天风浩荡的爽利之美。 

  在我们看来,叶向高书法中的灿烂洒脱的美,以及他的书法中的那种爽利的天风浩荡般的美,与他善于运腕关系同样密切。众所周知,以五字执笔法执笔作书,书写者依据所写文字的大小,会决定捉管高低,并在实际书写时,由于作者能在一个由“腕运生成的势韵圈”中因势利导其笔法技巧,故书写者必然会“品尝”到以腕作书所带来的一片清凉式的怡心畅神般的心理美感——而仅此而论,叶向高的书法同样可以说是最得“以腕作书”之妙谛的。从他的书法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创作书法,已经达到了腕随心运、一团和气的化境,其造诣是非同一般的。
观阅感受
  从总体上看,叶向高的书法并不会“一下子”摧人心目,但他的书法中有一种唐诗宋词格律般的跳顿与节奏,以及,具有中国古典音乐所特有的旋律之美,故极其耐人品味。清代的戏剧、文学以及园林美学家李渔曾说,戏剧要能摄情,而欲能摄情,则要“使人想不到、猜不着,便是好戏”;李渔此说,同样适用于欣赏叶向高的书法,请看他的草书五律条幅中的第二个字“自”字的起笔,先是中锋顺势而下,然后同样是顺势一折笔而写出方形的横,再然后,便是一扬腕、一回翻笔锋,于是一个令人想不到、猜不着,且造型奇妙无比的书法的美便展现在观赏者眼前,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   当然,更为重要的是,在叶向高的书法中,上述那样的高超的技法表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特例,而是他的书法素质的自然而然的流露。故而他的书法,也才最终能墨法华滋,顿挫有致,流美多姿且伸缩变化多端,有翩翩自得之态,有洒脱放逸、意气风发之美感。在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叶向高的书法,正是缘于他生活于一个重视文化修养、重视个人性灵抒发的时代氛围之中,所以他才有可能将自己的书法写得笔笔含情,下笔能穷其自然变化、干净利落并体势奇幻、布势精工,无拖泥带水之弊。
风格总结
  总之,叶向高此作字字玑珠,柔媚不失遒媚,有坦荡之态,有翩翩欲飞之势,通篇作品明净而爽达,其点画递相映带,互相顾盼,骨丰肉润,其精、气、神,愈看愈佳,动人魂魄,故有观之令人神旺之美,不失为明代万历年间的书法上乘佳作。

青芝山诗刻

  青芝山,又名百洞山,位于连江县琯头镇境内,是福建省六大名山之一,为邑人、明代工部侍郎董应举开辟,素有“寺产灵芝闻海外,山称百洞重江南”和“武夷九曲溪,青芝百洞山”的说法。山上有董应举、叶向高、曹学佺、左宗棠、林森、陈宝琛等历史名人的摩崖石刻。 叶向高在青芝山的诗刻在青芝寺大门右下侧的猿公洞中,摩崖高227厘米,宽152厘米,行草,纵12行,字径10厘米。

辅国思想

  叶向高在明末万历、天启年间出任内阁首辅。他一心想挽救危机四伏,国政日非的明室江山;向皇帝提出了一系列施行新政;用人理财,巩固政权的改革措施。但由于神宗昏庸不振,熹宗年幼无知,宦官魏忠贤专横跋扈,以致叶向高的政治改革无法推行,最终导致国家的覆灭。留下可悲的历史教训。

   明代政治的败象,从中叶英宗到武宗时期,就开始萌芽。当时的皇帝和宦官,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,强占民地。皇帝不问政事,宦官乘机窃权,挟制内阁;国家大权就落到宦官手中。武宗正德年间,宦官刘瑾擅权使势,强夺民产,威福凌于皇帝之上,朝野为之侧目。地方上的官僚地主豪绅,也巧取豪夺,兼并土地。其中南方的江、浙、闽、赣等省最为严重。

   明代中叶以后,从中央到地方,各级的赋税和徭役也不断加重。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,贫苦农民无法生存,纷纷结队流亡。早在宣德年间,许多地区就开始出现了“流民潮”。正统年间,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流民不下十余万户。①而天顺、成化年间,全国流民的数量几至二百万户。有的地区人口“逃亡过半”,甚至“十者只存其一”。由于农民外流,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。而外逃的流民,也构成了明代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。

   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,明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,大量向人民加派“辽饷”,后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。而且无论水旱天灾,土地肥瘠,一概按亩征银,再加丁口税,滥派差役,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,连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也不得不抛弃,加入了“流民潮”的行列。

   随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,商品经济初步发展,万历年间,明廷派遣了大批宦官到地方和各级充当矿监、税监;“中官榷税、开矿,大为民害。”②引发了全国城市居民反矿监、税监的斗争。参加这些斗争的基本群众都是城市手工业工人、小商人、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,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民。这些社会动乱所形成的明末政治气候,正就是叶向高辅政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。

思想核心

  以民为本是叶向高辅政的思想核心   叶向高出任明末首辅,他首先看到的是广大人民的疾苦将成为国家危乱的根源;所谓“民不安,国必乱”。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,叶向高初任内阁首辅,当时正值全国洪水为患,百姓颠沛流离,所以他内心如焚,急向万历皇帝上了《条陈时政疏》云:“南直隶及江浙湖广各省为洪水淹没至今未退,数百万生灵转徙流离,未有还定之日,此亦二百余年仅见之灾也。”劝皇帝“诸凡不急之务,悉皆停免,以固结民心,使有乐生之望。”所谓“不急之务”,就是指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。这一点,在他以后多次奏疏中还有更具体的陈述。当时万历帝看了叶向高的奏疏,也很受感动,不得不在奏疏上批示:“至意各省灾伤黎庶,困苦流离宜恤。”③ 明朝末年的天灾人祸,是历史上罕见的,人民的饥贫惨状,令人耳不忍闻,目不忍睹。在宦官长期窃权,“报喜不报忧”的腐败政风之下,而叶向高却在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的《请赈荒揭》中敢于向万历帝如实奉奏全国的灾情:“逐日风霾,经年不雨,自京畿以至山之东西,河之南北,又至于西蜀,尽天下大半皆成赤地,流离饿莩之状,至耳不忍闻,目不忍见。近且有父食其子者矣。村圩市肆,稍有货物、米谷,辄公行抢夺,莫之能禁。往者刘六、刘七、石和尚、赵风子,鄢本恕之类,皆以饥荒作乱,荼毒生灵,地方力不能制。……内帑之积,充刃如山,岂不能割其毫毛,救元元于沟壑之中。”紧接着叶向高又再上《拯荒揭》云:“臣闻畿南真保一带,每日死者常有数千人。畿辅如此,其在各省又当何如?”同时他还提到“福建水灾异常”。④叶向高敢于劝皇上动用朝廷的“中央金库”,用来救济全国的灾民,这说明叶向高为了黎民百姓,具有独特的胆识。   叶向高对于福建家乡人民的疾苦,尤其关切。当时福建的税监高寀,剥削人民的手段非常毒辣,福建人民恨之入骨。叶向高为了拯救福建人民,决心除掉无恶不作的高寀。在叶向高连续上奏,忠言直谏之下,万历帝才不得不被迫撤回福建的税监高寀,为福建人民除一大害。   叶向高对王公贵族的封地大多非常不满。他提醒万历帝,过去嘉靖帝时,由于景王要求庄田过多,“几至激变”,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。万历帝由于偏宠福王,本来想赐给福王庄田四百万亩。但在叶向高的竭力反对之下,才不得不减少一半,改赐二百万亩给福王。   明末的政治派别斗争非常激烈,尤以东林党与“阉党”之间的斗争为最,此外还有“浙党”、“宣党”、“昆党”、“齐党”、“楚党”等等由一批地方官吏士绅所组成的政治派别。他们之间互相勾结,互相攻击,自我标榜,都是为了自己派别的私利,而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。叶向高虽然是倾向于东林党的重要人物。但他并不陷于党争,而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,认为各个派别之间都有小人与君子之分,在选拔人才方面,要分清各个派别之间的小人与君子,不可以派别成见来选拔人才。在《韩魏国不分善恶黑白论》中说:“天下之患,非独小人为之也,君子亦有过焉。君子之过何也?好鹜于标植而不察于事端,太露于町畦而不详于制度。激于意气之奋而不及长远之虑。此皆君子之过也”。⑤而在叶向高自己所编的年谱《蘧编》中说得更为明白:“今日门户各党,各有君子,各有小人。”所以在选择人才方面应该“去其小人,用其君子,不论其何党,乃为荡平之道。”这种君子与小人之论,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的。

政治主张

   叶向高出任首辅,他首先向万历帝申述,当时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,主要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外患内乱,而是由于五点原因所造成的:“廊庙空虚,一也。上下否隔,二也。士大夫好胜喜争,三也。多藏厚积,必有悖出之衅,四也。风声气习,日趋日下,莫可挽回。五也。”⑥根据这种观点,在以后叶向高复出时,又在天启二年向熹宗皇帝上了《修陈要务疏》:“今日宇内,东北西南叛乱继起,民穷财尽,兵革不休,奸宄生心,祸变未艾。天下之势,非但抱火厝薪,盖已燎原播。若不有非常举动,足以收拾人心,挽回天意,必无敉宁之理。”⑦在叶向高的所有奏章中,可以归纳出他主张的几点重大的急需实行的新政:
安辽民
  辽民泛指关外辽东半岛广大地区的穷苦人民。这些关外穷人,大量流离入关,构成了社会动乱的一大因素。辽东地区,因受税监高淮的荼毒,人民痛苦不堪。万历年间,叶向高还在南京礼部侍郎时,就有《公劾辽东税监疏》。后初任首辅时,又于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上奏《边务揭》云:“接得蓟辽总督王象乾,顺天巡抚刘四科各塘报,谓虏酋合兵七万,将以此月(12月)二十边进抢,又声言有兵百万,以明岁正月进抢……目前边饷匮乏,士卒饥疲,驱之临敌,谁肯用命?自来戎狄生心,每窥中国虚实。今夷使二三千人纷集阙下,见我九列无官,诸曹昼闭,又中外库藏皆空虚,甚至工部之犒赏,光禄寺之供给,皆彼此告穷,东挪西借。穷蹙如此,宁不为其所轻而敢于肆侮哉”。⑦这些奏疏,早就说明辽民作乱的严重性;所以叶向高在天启初年复任首辅后所提的第一“要务”,就是“安辽民”。他提出的办法,是以发展农业来安插辽民:“臣观边臣奏报,辽民避难入关者至二百余万。自来流民为乱,殷鉴昭然。”“至山东登莱一带辽民亦有数万。”“臣闻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旷地甚多,处处可以屯种。”若将这些辽民疏散在广大的旷地农田上去屯种耕作,“一体布散安插”,乱萌即可消。这是很有政治家远见的谋略,也是明朝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。
通言路
  叶向高提醒皇帝,要尊重各种言论。在万历年间,由于言路不能通畅,加上宦官的蒙蔽,下情不能上达。所以在万历三十八年,叶向高在《条陈各项急务疏》中就提到:“从来天下祸乱,皆由于人情之郁结。今日郁结异常,必有异常之变。科道官号称言路,非但朝廷耳目,亦系咽喉。咽喉一塞,则饮食皆无。今言官举劾条陈,一概不报。”⑨到了明熹宗天启年间,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,以魏忠贤为首的“阉党”集团控制了政坛的言论,排斥异己;尤其是对东林党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。在这种形势下,叶向高向皇上提醒要“省烦言”,目的是要清省各种不同政见的言论,不要偏信“阉党”之言。所以当时朝廷中一些正直的官员,都以叶向高为“后台”,借以对抗“阉党”。但魏忠贤却更加怀恨在心,要把朝中所有和他政见不合的官员都加以迫害。他首先策划逼迫礼部尚书孙慎行,左都御史邹元标等人辞职。叶向高虽然竭力阻止,甚至提出同他们一起罢官,以示抗议,但都无济于事。给事中陈良训上疏谴责“阉党”擅权,魏忠贤断章取义,摘其疏中“国运将终”一语,诬之以罪,将陈下狱。当时魏忠贤在京城内外,遍布暗探,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,被暗探听到,就立遭捕杀。东林党人杨涟,上疏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,把反对“阉党”的斗争推向了高潮,其他东林党人如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顺昌、黄尊素等人也都纷纷上疏弹劾。可是熹宗昏庸愚昧,魏忠贤并没有受到惩处,而且反而变本加厉,将杨涟、左光斗等一大批东林党人逮捕入狱。工部郎中万景处以廷杖,毒打致死。御史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,也是东林党人,为避魏忠贤的迫害,逃往河北遵化,但叶向高家中却遭到魏党的搜查。

   由于魏忠贤的蒙蔽,各种言论受到压制,朝野上下多是魏党的势力,正气难伸。叶向高的“省烦言”,反而受到魏忠贤的迫害。从此不但言路不通,皇帝真正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
清榷税
  明末各种苛捐杂税,使广大人民痛苦不堪,从万历年开始,榷税之害,日益严重。当叶向高出任南京礼部右侍郎,吏部左侍郎期间,就经常上疏,对国家大事痛切直言,尤其是一再主张制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。在一篇《再请止矿税疏》中历数当时税制的弊病,把明朝的危机如实地向皇上奉奏,痛切陈词,言辞恳切,但皇帝就是不听。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再上一疏《请罢矿税揭》云:“近而京畿,远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,又远而四川,百姓饿死无数,树皮草根,无不剥尽,骨肉相食,惨不忍言。人情嗷嗷,恣嗟怨叹,皆归咎于榷税之害。苦一夫作难,必相响应。惟有亟罢矿税,可以收拾人心。”⑩叶向高在这里把一切人间惨状,归咎于“榷税之害”。这是最明显的历史教训。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,不明白这一点,一味在苛捐杂税上加重人民的负担,那么必如叶向高所料“未有不倾覆者”。可惜万历、天启都是昏君,不听忠言,依然我行我素,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减,最后导致农民大起义和清兵入关,明室江山终于覆灭。
收人心
  叶向高认为,“人心者,国家之所恃以立,安危存亡皆系于此。苟人心不摇,即有祸乱,亦不至糜烂决裂而不可救。今日人心以征调转输之苦,处处骚动,人人不安。”(11)所以收拾人心,是叶向高十分重视的政治主张之一。明末社会,处处动乱不安。这个局面,早在出任首辅前,就在向万历帝奉奏《请止矿税疏》中把明末黑暗腐败的社会乱象及其根源,毫无保留地向皇帝奉奏。叶向高认为,要收拾民心,根本方法就是减轻人民负担。明末社会,除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之外,还有一种最为人民痛恨的,就是各地“驿递”摊派。缙绅往来,都要动用大量老百姓的劳力,加重人民的负担。这也是一种腐败的风气。所以叶向高主张减免这些负担。他自己就经常轻装简出,甚至有时连肩舆都不用;这在封建社会中实是难能可贵的。如果明末官吏都如叶向高一样的清廉,何愁人心不可收拾。

   叶向高的一生,为官清廉,光明磊落,处事谨慎。在天启元年他复出首辅朝政时,虽然有一番政治抱负,提出了许多救国利民的政治主张,但不幸的是,明末朝廷的政局,已经病入膏肓,无可救药。他的一切政治主张,都受到魏忠贤的抵制。熹宗皇帝又偏听偏信。看来大势已去,叶向高自己也感到再无回天之术了,于是不得已要求退职回乡。天启四年(1624年),他终于得到批准,离职返闽,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。

   叶向高退职后,东林党在朝廷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柱。从此明代封建王朝的腐败统治,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等待明室江山的就是灭亡的命运!

参考资料:
[1] 百度百科 :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09545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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